【摘 要】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事实为前提，揭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创立了剩余价值论，并将社会主义置于科学基础之上。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商品化只具有表面意义的平等，实则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人工智能时代出现的所谓“知识价值论”，试图用资本主义经济智能化转型后劳动形态、价值形成等变化为依据否定剩余价值论。实际上，这种观点严重混淆了知识在价值创造中作用提升与价值源泉转移的区别。作为一种具体劳动，知识劳动本身不创造价值，仅形成使用价值，抽象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特别是知识劳动力商品在智能化生产过程中被资本占有并转化为“总体工人”的一部分，这恰恰构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当代形态。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就暴露为知识社会化与资本私有化的对立，加剧了不平等。为解决上述问题，必然要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来解放“一般智力”，进而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

【关健词】劳动力商品化；剩余价值论；人工智能；知识价值论；一般智力

作者简介：程萌，哲学博士，海角网 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

文章来源：《海角网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

剩余价值论被誉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其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马克思对这一思想的集中阐释，主要彰显在鸿篇巨著《资本论》中。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1］（P79）不仅如此，恩格斯还强调，剩余价值论的发现对马克思创建科学社会主义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P601）。由其观之，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并不是两个相互隔绝的领域，相反，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哈维在《资本的限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植根于一种社会关系，即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价值理论是这种阶级关系的表达。”［2］（P76）

当然，随着作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的剩余价值论影响力越来越大，杜林、布伦坦诺、洛里亚、庞巴维克等曾以“抄袭剽窃论”“道德价值论”“概念演绎论”“边际效用论”等为理由来质疑马克思这一成果的原创性和科学性。在他们眼中，只要驳倒剩余价值论，就可解构《资本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性，进而达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目的。到如今的人工智能时代，又出现了一种同样旨在证伪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知识价值论”。考虑到“劳动力价值的概念的主要用意则是把剥削的观念保持在分析的前沿”［2］（P107），以基于劳动力商品化的视角来廓清知识价值论提法的错误，不但有助于捍卫《资本论》的科学价值，明确知识生产中价值的源泉依然是劳动者的活劳动，而且能透彻地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未彻底消解其基本矛盾的本质，展现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平等观念、劳动力成为商品及剩余价值剥削

在《资本论》开篇，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3］（P47）他认为，商品首先是靠自身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有用物，即使用价值。同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又以量的规定性为先决条件，构成其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以此，“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3］（P50）。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出发，马克思还进一步推出了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商品二重性凸显的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他批评了斯密等人在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中过度关注价值量，没有发现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没有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更关键的是，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一般的形式，使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具有了历史性特征；但政治经济学家却将其当成永恒的，这就必然“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3］（P99）。为论证以上内容，马克思还专门剖析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价值形式的见解。一方面，马克思援引亚里士多德所说的“5张床=1间屋”“无异于”“5张床=若干货币”的看法，赞誉他发掘出不同商品之所以可以相互交换，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马克思又驳斥道，亚里士多德未能从价值形式看出“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3］（P75）。究其根源，是因为古希腊使用奴隶劳动，人与人之间存在自然的不平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普遍化，人们彼此作为商品占有者的关系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才能阐明价值表现的秘密在于“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3］（P75）。

不言而喻，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观念起初针对的就是古典社会的自然等级制度。在思想渊源上，它深受近代天赋人权论影响。如霍布斯主张自然状态下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支配他人的天然权力；洛克断定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有财产的，人们经过契约成立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更好保护他们的自然权利；卢梭点明人类社会有两种不平等类型，其中自然不平等由年龄、体力、智力等因素引起，政治不平等则起因于种种特权，而在服从公意的契约社会，“由于公约和权利的保证，他们人人都是平等的”［4］（P28）。受这些思潮鼓舞，资产阶级高举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帜，猛烈抨击君权神授观，掀起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统治者的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5］（P44）。从这一意义看，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政治解放，在法律层面确认所有人是平等的权利主体，是历史的进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把社会契约论者们的平等观念融入“商品”“货币”“资本”等经济范畴，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原则“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3］（P103）。首先，平等体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上，商品使用价值的自然差异是“他们在交换行为中的社会平等的前提”［6］（P197）；商品的交换价值内蕴着不同商品之间的平等、交换手段的平等以及交换者之间的平等［7］。其次，在固定充当商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出现后，一切东西都可以用货币衡量或买卖，平等规范获得了更宽泛、更巩固的存在。“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3］（P155）。就此来说，劳动力的买卖在商品交换或流通范围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3］（P195）。

然而，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3］（P195）。作为货币所有者的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就是看中了劳动力能在劳动过程中创造超出它自身价值的新价值。这就是说，资本家向劳动者支付一定货币的工资样式，并不是等价交换。确切地看，它遮蔽了劳动者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的界限。事实上，这也是马克思辨析的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前者的流通形式是“商品—货币—商品”，为买而卖，货币作为中介，以满足一定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后者的流通形式是“货币—商品—货币”，为卖而买，商品作为中介，开端和终点均是货币，但最后收获的货币多于原先的投入。鉴于此，“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3］（P181），即要使转变为资本的货币发生价值变化，不可能出自货币自身，而只能源于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3］（P195）。

很明显，马克思对劳动力商品化的探讨中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问题。“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3］（P821）。不难发现，“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作为资本关系的前提的商品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商品这两种商品概念”［8］。马克思劳动力商品化理论批判的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提的商品关系：“他们被迫不是出卖商品，而是把自己的劳动本身（直接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当做商品卖给客观的劳动条件的所有者。”［9］（P92）由此，商品牵涉到重大历史分期问题：在古典社会，商品活动已经产生，但它零散、低效，且社会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生产主要是为本人及家庭的需要，剥削的样态是地租、徭役；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形式广泛渗透人们的生产生活，劳动方式是雇佣劳动，经济强制取代从前“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攫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3］（P846）。

依照近代西方社会发展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虽然率先进行新航路开辟，在殖民扩张中掠夺了海量财富，但它们侵占的金银货币多用于奢侈消费，未能触发从封建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更迭。“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10］（P371）。英国则经由圈地运动、殖民掠夺、商业战争、光荣革命等道路，加速了自身的资产阶级崛起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无疑，这一过程绝不像政治经济学描绘的那般和平、公正，而是充满了暴力、奴役。具体来讲，封建社会末期，伴随生产力的提升，传统农业经济结构被破坏，劳动者将土地看作生产条件、劳动者作为工具所有者、劳动者本身直接属于生产条件等关系逐步被瓦解，结果出现了“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3］（P338）。

这意味着马克思的《资本论》发掘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政治压迫性质，实现了对近代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超越。“有关财产问题的持久讨论隐藏着有关现代政治的性质与根基的论争，贯穿了整个现代思想史，构成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背景”［11］。即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范式只关注专制国家或专制君主对个人权利的胁迫，把压迫严格限定在政治场域，寻求法律层面上的平等、自由，却忽视了资本对劳动的经济压迫是更隐秘的压迫、经济不平等是更沉重的不平等。

众所周知，斯密继承洛克等人的自然权利、契约政府思想，把经济学界定为“政治家与立法者科学的一个分支”，“基于‘自然的自由与公正’的各种原理创设了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12］（P286-287）。不过，他又斥责用“自然状态—契约社会”模型探析人类社会的来源、政治的正当性根源存在局限，转而从经济主义角度将人类社会分为狩猎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等四大阶段。斯密宣扬，自然状态下权利冲突的政治问题会在经济场域被无形消除，“看不见的手”的商品经济机制能自发导向普遍富裕［13］（P24）。用伯尔基的话说，斯密察觉到资本主义是经济型社会，经济决定政治，并以“自由经济”而非“自由政治”算作新旧时代的分界线［14］（P66）。但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斯密“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做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故而从不设想去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倒想借此表明“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5］（P46，612）；扩而言之，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称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3］（P617）；劳动力商品化不光是经济现象，更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呈现。

可见，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阶级界限，一旦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就“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3］（P17）。对《资本论》剩余价值论兼具的这种卓越的经济和政治意义，柯尔施称赞道，“是从一种在理论与实践上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社会阶级的新立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进行到底”，“在改变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从属于它的意识形态”［15］（P61，104）。同理，阿尔都塞亦评判说，政治经济学妄图不沾染偏见，使组成它的研究对象的经济事实是既定、同质、可计量的，且以“经济人”作为人的无差别本质，然而这些却隐含着最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经济科学’首当其冲地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压力……‘经济科学’是历史上重大政治斗争的角逐场所”［16］（P208）。也如阿伦特《论革命》表述的，相较于政治经济学家对劳动、财产的经济社会型认知，“马克思将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力量，这一转化包含在‘剥削’一词中”［17］（P50）。

总之，斯密囿于为资本主义辩解倾向，乐观看待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冲突、经济分配不平等，声称这些问题可以调和。而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力商品化及剩余价值论的阐述，充分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18］（P288）。生产社会化要求劳动者分工精细、高效协作，劳动产品应为劳动者的集体结晶，可是，资本家截留了社会化生产的大部分成果。这就致使资本主义社会浮现下列悖谬情形：其一，资本的积累与劳动者的贫困积累并存。资本家为追逐剩余价值“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3］（P583），同时极力压低劳动者工资；其二，生产扩张和消费不足的矛盾。劳动者因收入不足、消费能力有限，市场上的商品难以销售出去，造成相对生产过剩危机。其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发，社会动荡不安，阶级对抗加剧，导致其自我崩溃。

二、人工智能对商品经济中平等的重塑和知识价值论

除了反复重申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充作剥削剩余价值的工具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阐析了资本家通过技术革新调整生产关系，缓解资本主义危机。哈维将这种“技术修复”与“空间修复”“金融修复”一道并列为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的三种主要策略。“技术变革是作为促进资本积累的首要杠杆而存在的，因为它会不断提高劳动力的价值生产率”［2］（P231）。毫无疑问，像18、19世纪的机器技术一样，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计算机技术正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如以智能机器替代劳动者，减少工资开支，节约生产成本，提高剩余价值率；利用算法精准投放广告，刺激消费需求；以平台经济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开发新的剥削疆域、新的资本增殖架构；宣传技术中立论，遮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危机。

至于平等，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智能化转型中看似被技术性地强化了，即智能技术下个人使用生产要素机会、创新潜力的平等。“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工业环境中的工作”，“节省我们的时间，释放我们的创造力”［19］（P4），使商品交换中的平等再优化。在商品交易智能平台，对消费者搭建同一入口，智能化执行买卖合约，感受消费体验的平等。算法凭借数字画像精确迎合每个用户的消费偏好，特别是马克卢普等人从知识价值论的维度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平等辩解，扬言智能技术在变革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并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变得失效。

知识价值论奉行者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人工智能新技术革命使劳动形态从以体力劳动为主到以知识劳动为主进行更替。马克卢普敏锐地意识到，二战后，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美国的产业结构、劳动力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在资源分配中从外生的独立变量地位‘提升’到取决于投入的一种内生变量的地位”［20］（P3）。他判定，“知识”和“信息”这两个术语既相近又不完全相同。信息常常是由他人传送或自己研究后得到的知识，而知识涉及的内容更为宽广，包括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普及，故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也可称为知识产业。这种新型产业聚焦于知识生产、信息技术服务以及脑力劳动者，其产品非物质，难以度量，且多数是免费扩散。相应地，资本主义知识社会对知识劳动者的需求远高于体力劳动者。托夫勒以技术的演变为焦点，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划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次浪潮。农业文明时代，人类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工业文明时代，“赋予了新技术以‘感官’使机器比人类更能准确地听、看及触摸”［21］（P22），生产呈现出标准化、专业化、集中化趋势；信息文明时代，计算机“增强了我们的心灵力量”，“还可以分析人力与资源之间的潜在关系”［21］（P176，177），同时，由于计算机技术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使用，知识劳动“成为财富创造体系中更核心的因素”［22］（P173）。

第二，知识从过去的个人素养上升为价值形成的独立源泉，知识生产力是经济核心。德鲁克以为，当资本主义迈入全新的知识社会，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经济史、政治史和社会史。他解释道，在当代资本主义，斯密所言的自由市场仍是经济活动的有效整合机制，资本主义社会的骨架依旧存在，但会跟过去的表现方式不同。其中，最基本的改变就是知识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知识社会真正支配性的资源、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土地，也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23］（P6）。德鲁克料定，正像以往的资本家懂得如何将资本用于生产，如今的知识工作者亦知晓如何把知识用于生产。以此为基础，德鲁克还探究知识怎样从古希腊的个人内在素养变换为今日的公共性生产资源的问题。在他的视域中，古典社会是道德型社会，人们谋求的是成为有教养的人，如苏格拉底所谈的，知识的目的在于自知和为善；现当代社会则从“统合（性）知识”改向“专业（性）知识”，“知识产生的效果是外在的，主要体现在社会与经济上”［23］（P43）。细致审之，在18世纪中后期，知识被运用于劳动工具、劳动产品的创新之中，随即催生了工业革命，也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知识使“生产力革命成为社会发展的潮流”［23］（P18），如泰勒为避免阶级斗争的发生而不懈研究使劳资双方均可获益的科学管理；20世纪中期至今，知识正在运用于知识本身、运用于系统化的创新，“只要有了知识，土地、劳动力与资本就会纷至沓来”［23］（P39）。更重要的是，“知识投入的‘数量’（也就是‘量’的方面）远没有知识的‘生产力’（也就是‘质’的方面）重要”，“知识生产力……成为知识社会的核心经济议题”［23］（P181，183）。

第三，知识是中立性的技术工具，智能技术本身是知识的产物并用以推进服务经济。贝尔不赞成像马克卢普、德鲁克那样仅凭知识的某些特性就把资本主义诠释为知识社会。为了突出工业社会以来变迁的“间质性和过渡性”与“知识技术”的“中轴原理”，他采用的是“后工业社会”的说法［24］（P68）。贝尔表示，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中心，从事商品生产；后工业社会由智能技术建构，从事信息、知识的交流。“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24］（P71）。加之，鉴于知识不像工业商品那样会被直接消耗殆尽，而是作为技术创新的导引、可被众人共有的“集体货品”，后工业社会的价值来源就异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知识价值论”［24］（P71）。这样，当科技生产力占主宰时，劳动力的作用会缩小，随之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也会无效。为佐证知识价值论的可靠性，贝尔还频频叙述理论知识在后工业社会的首要性。他给知识冠以“已认知的精神财富”的名称，讲明知识虽说在各个时代都存在，但当下，它化作技术创新的发源地，智能技术就是用计算机程序模拟、分析和快捷处理经济问题。贝尔总结道，当代资本主义从商品经济转向服务经济，服务业相对于农业、工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在加大。为了适应这种现实的经济变革，在理论上要构造新的信息经济学来替换工业社会的商品经济学，注重“‘合作的’战略”及“知识在社会内的扩散和使用”［24］（P75）。

第四，知识分子阶层是价值创造的主体，马克思所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消失。在《资本论》中，经济上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表现为政治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德鲁克、贝尔在将价值的实现方式归结到知识后，还以新式的知识分子阶层的阶级结构兴起为由，批驳马克思的上列阶级理论已然落伍。德鲁克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工人的数量占比较小为由，坚信“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劳动者取代了资本家和无产阶级，成为知识社会的主导阶级”［23］（P6）。他说，自20世纪中期后，资本家被“为知识的运用及表现负责”的职业经理人所替代，这些职业经理人即便收入颇丰却也不占领企业的任何资产，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现今掌控资本主义国家巨额资金供给和分配的是养老基金。“养老基金真正的‘所有者’，即退休之后前来领取养老金的人，才是最终的受益人”［23］（P74）。藉此，纵然是劳动技术含量较低的服务劳动者，也能通过养老基金等方式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且不能被划归为无产阶级。在这般情景下，当代资本主义仍旧有阶级冲突，只不过是表现为经理人与服务工作者的对立；其化解途径也并非马克思所称的暴力革命，而是改善服务工作者的生产力，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与尊严”［23］（P92）。

贝尔参照美国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统计数据，把教师、工程师分别归类为知识阶层的第一、第二大团体，把科学家列为最重要且人数增长率最显著的专业集团。他肯定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是同美国“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普及同时发生的”［24］（P207），并推测，维系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关键在于“获得一定数量受过训练的、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才”［24］（P222）。贝尔积极畅想，未来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会连绵不绝，“基于科学知识的工业扩展，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化学家和数学家”［24］（P222）。

第五，要在知识框架内重释平等原则，历史前景仍指向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贝尔回溯圣西门、库尔诺、泰勒等的科技治国思想，补充说，源自后工业社会知识本身性质的变化，“新的权力基础从所有权和政治标准移向知识”［24］（P324）。换言之，后工业社会由知识分子阶层主宰，它用“能者统治”消除从前血缘优先、裙带关系，鼓励个人公平竞争，为实现机会均等奠定基础。然则，它又诱发精英世袭化、唯学历论等“通往新的等级制度”，“产生新的不平等”［24］（P399，402）。贝尔说，为了克服这种问题，必须将教育普遍化，规划社会福利底线，在重大的公共事项中引入对专家统治的监督。对詹克斯倡议的结果均等，贝尔以其会强行拉平社会正常态势、损害人的自由为由而坚决拒斥。显然，贝尔的落脚点不是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是接着发展资本主义。他宣称，马克思向往的平等的社会主义是以物质富足为预设，每个人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也无需采用公正分配的规范；但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本身就是丰裕状况，且应归于资产阶级成就。德鲁克亦笃定未来社会不可能是“反资本主义社会”［23］（P7）。奈斯比特赞同德鲁克、贝尔的知识价值论，还得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共同朝向私有化演变、深化人类社会平等境况的结论。“新的管理方式将受到网络模式的启发并以它为基础。它的价值在于非正式和互相平等”［25］（P263）。

综上，知识价值论的鼓吹者刻画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新形态，他们力图以知识具备非物质实体、能无限创造、能长期保存、被他人复制获取等特质，论述知识将成为公共性而非排他性的生产资料。依此，当代资本主义走出马克思所述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显现出“生机活力”。而且对他们而言，这种发展并非始于马克思所归纳的不公正的剥削关系，而是来自知识逻辑，即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其知识回报。与之相平行的，是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对立是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阶级的差距，且可以依赖教育等手段进行弥合。“在知识社会中，教育必须遍及整个社会”［23］（P194）。概言之，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仍然密不可分，它们还共同披上了知识中立、技术中立的外衣。

三、智能时代知识劳动加剧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中，福克斯对德鲁克等人的知识价值论进行反驳：“他们真正所指的是生产力的一种变革：知识和信息技术已成为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生产商品的重要手段。”［26］（P194）根据他的判断，当代社会就生产力要素而言是知识社会，但就生产关系来说仍是资本主义，并未脱离马克思洞悉的资本家在生产中以技术应用来窃取剩余价值的真相。“信息技术的建立（作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和知识工作（其特点是劳动的构成，精神和交往特征高于人工特征）作为经济生产的特征是促进剩余价值剥削”［26］（P201）。国内学者亦挑明：“‘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而不是人类文明的新时代。”［27］从《资本论》看，知识价值论对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歪曲表露在以下方面：

首先，知识价值论只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在智能时代的表现，知识本身不创造价值。知识价值论者混淆了“知识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提升”与“价值源泉转移”的不同。马克思认定，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3］（P51）。遵从这种思路，当把劳动产品“可感觉”的使用价值抽掉后，它们就不再是木匠劳动、纺纱劳动、瓦匠劳动或其他类别的劳动，而是留下“超感觉”的“抽象人类劳动”［3］（P51）。对智能时代的知识劳动亦是如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机器当作“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对象化的知识力量”［28］（P198）。在《资本论》中，他更厘清“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3］（P444，214）。这里的活劳动是人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的体力和智力，是相较于机器等物化劳动、死劳动来述。“劳动的价值所表现的物化劳动量总是等于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活劳动量”［29］（P49）。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劳动属于生产劳动，知识作为人类劳动的智慧结晶，将其价值转移到新知识产品中；知识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价值。

其次，知识劳动的二重性在于知识生产的具体劳动仅形成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资本论》把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界定为“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3］（P195）。故当知识价值论者断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剩余价值论以体力劳动或物质劳动为根基而在智能时代过时时，这种表述站不住脚。借助马克思有关劳动二重性的分析，同体力劳动、物质劳动相类似，知识劳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具体劳动。它产出的知识、信息等产品的使用价值能否被认可，有赖于“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做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3］（P54）。简言之，作为人类劳动产品的知识产品可以有用，但不是商品，“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3］（P54）。比如，“作为信息产品或数字产品的一首歌，由于其使用价值（满足人们听‘歌’的需要）不具有排己性，可以同时满足‘演唱—生产者’和‘欣赏—消费者’的需要，所以并不是商品”［30］。当知识劳动产品被纳入社会交换体系，它才有可度量、可商品化的价值秉性，即知识劳动作为抽象劳动方能形成价值。“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3］（P51）。不容忽视的是，知识劳动商品的使用价值（公开性、共享性、可传播性）与交换价值（私有性、排他性、竞争性）之间又有着冲突。

再次，知识劳动力商品在生产过程中被资本占有并转化为“总体工人”的一部分。知识劳动商品化指知识劳动成果在市场上被包装成商品来销售，是“物”的商品化；知识劳动力商品化侧重知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变成商品，是“人”的商品化。恰似恩格斯所论，马克思从“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修改，“并不是单纯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5］（P702）。在今天，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程序员等的知识劳动力商品同普通劳动力商品比起，其特殊使用价值展露为创新性、社会协作性、高增值性。资本占有知识劳动力商品的这些特殊使用价值的举措更为复杂、隐蔽，但本质上仍是为了创造超额剩余价值。“资本像吞并他人的劳动一样，吞并‘他人的’科学”［3］（P444），如以工资对知识劳动者的直接雇佣；构建知识产权制度，使科学家的发明、设计师的设计、程序员的代码等所有权私有化；在平台经济，“这种剥削行为是通过用户创造数据商品而造成的”［26］（P130）。可以说，这也正吻合《资本论》中“总体工人”概念喻指的资本主义生产愈发依赖于社会化协作的总体劳动而非单个劳动者的劳动。“由局部工人组成的总体工人”，“具备了技艺程度相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经济地使用它们”［3］（P399，404）。显而易见，知识劳动者的出场仅象征总体工人的队伍在扩大，资本能剥削的“人身材料”在增多。“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3］（P405）。

复次，算法优化的知识应用压缩必要劳动时间，塑造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当代形态。承接前述，知识商品化并不是问题的实质，知识的资本化才是关键。它在智能时代的重要显现就是资本家以算法改进劳动时间的分割，获取更多剩余价值。“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3］（P251）。从知识劳动的二重性检视，算法不止为智能时代知识应用的成果，有着从海量数据中提取信息等使用价值，更是资本在当代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引擎。扎拉奇、斯图克认为：“算法是用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拥有了掌握所有市场信息的‘上帝视角’”［31］（P100，96）。应当说，算法优化将泰勒制延展到数字泰勒制，用算法动态管理、规划商品从生产到销售再到配送的各个环节。此外，具有尖端算法平台的公司还将分散的劳动者聚拢在一起，锻造成平台总体工人，以平台生产力的外观遮掩劳动者的生产力；把算法培育为垄断性生产资料，向使用者收取租金。“平台所有权本质上是软件的所有权”［32］（P55）。如此，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原始积累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在今朝就成了知识圈地、知识垄断、知识寻租。引人深思的是，算法还行使着《资本论》概述的产业后备军的职能，将价值规律与人口规律连接起来：在机器工业时代，“技术变革”加快了“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使得资本家可以用“后备军的队伍”“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3］（P732，733）；智能时代的算法作为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其自身对就业工人就有强劲规训力量，迫使他们只得接受算法订立的工作流程，延长劳动时间，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绝对剩余价值。

最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映射为知识社会化与资本私有化的对立。知识价值论勾勒的资本主义知识经济并未消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它不外是把生产社会化改换为知识社会化，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调换为知识资本化，并以更尖锐的式样贯穿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剩余数据剥削、知识租金、算法后备军等就是例证。“作为一个被象征阉割的主体，我们面对ChatGPT永远不是真实的人工智能，那个真实的数据交换、处理和算法，从来都不在主体的视野之内”［33］。立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可见，任何知识、技术的创新都不是孤立个人的发明物，而是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它理应被全人类共享；但资本为抢占知识背后蕴藏的生产力和利润，以版权、专利、商标等名义对其强行圈占，霸占大部分收益，对相关知识劳动者仅支付微薄的劳动力商品化的工资，还把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在知识收益分配之外。“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在这里也同样表现为直接并入资本的东西（它作为同各个工人的知识和才能相分离的科学，被应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28］（P536）。就资本自身的运动逻辑而言，在积累、增殖、流通等环节均有着知识的参与，只是资本以知识中立性的意识形态面纱把“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3］（P589）。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般智力”理论更是被福克斯看成马克思对知识劳动的科学预言。“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28］（P198）。福克斯确信，资本主义知识经济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剥削工人，“面临着活劳动和死劳动之间的对立”，导致“基于文化的公共性和其现实的商品性之间”的“新的财产矛盾”，并且“它含有促进劳动社会化的潜力，从而与阶级关系相矛盾”［26］（P226，227）。的确，固定资本具有物质存在形式和社会存在形式，前者涵盖机器、知识等生产资料，它们在生产过程中被长期使用，其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后者凸现固定资本是资本的特殊存在形态，显现着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统治劳动的生产关系。“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34］（P92-93）。

归根到底，知识劳动是资本试图通过技术创新克服利润率下降、消费不足、过度积累等发展瓶颈，但它其实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剧烈地迸发出来。“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10］（P278）。自然，这也标示着知识劳动一边有平等的潜能，一边又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的放大器。

其一，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同工业时代的机器、工厂等生产资料相比，智能时代的知识更具普惠性，也更具集中性、垄断性。科技寡头垄断着数据、算法和算力，教育壁垒和知识代际传递的特性更使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高收入阶层，造成个人发展机遇的不平等。其二，收入分配的结构性不平等。知识劳动收益主要流向资本所有者，且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占整个社会财富中的份额在下降，二者的收入差距拉大；劳动者内部的知识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收入亦趋于两极分化。其三，不同国家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先进入知识社会，却严格限制高新技术外流，阻碍全球智力资源流动。它们把一般性的知识劳动工作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但其旨趣是以新帝国主义式的国际分工在世界范围抢夺剩余价值。其四，权力分配的新式不平等。平台的算法管理以效率、公正的名头精巧控制着劳动者，而他们无自主选择权利。在政治舞台，统治阶级还以学历、会议议程门槛等否决普通人参政议政的机会。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就此有深邃阐析。

四、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来解放一般智力

知识能发展成为重要的解放力量。在《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波普尔就叙述了文艺复兴时期培根的以自然法则替代上帝法则、启蒙运动时期康德的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均属于“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35］（P144）。马克思大力解析了正确的知识教育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斗争策略的制定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成功等的非凡价值。对他而言，“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5］（P655），但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常导致其容易受资产阶级理论体系的支配而束缚手脚。要言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应同理论斗争密切联结起来，即知识理论必须扎根现实、回应现实，“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P12）；同时，现实应朝着理论折射的方向，“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5］（P13）。

此外，马克思还谴责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工人运动、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消极作用。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对德国工人党延续斯密思维而抽象谈论劳动、权利、国家就回击道：“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回避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1］（P428）这警示人们，“理论上的不良影响势必导致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辩护（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犹豫不决，在自身所承担的革命目标与直接带来现实利益的改良措施之间犹疑徘徊”［36］。

福克斯沿着马克思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路，主张要以数字社会主义破除资本对一般智力的剥削。“在互联网上和通过数字媒体传播的一般智力需要一种总体数字工作者，同时也是全球工作者。数字资本剥削着多种形式的数字劳动者，而如果全世界的数字劳动者能够团结起来，他们就有潜力反抗自身的剥削”［37］（P524）。福克斯说，尽管马克思的一般智力理论预判了知识经济的崛起，但他并没有断言知识经济会径直终结资本主义，这跟21世纪的现实画面是悉数契合的。“虽然知识的社会特征促进了工作的社会化和共产主义的潜力，而这可能导致共产主义的信息经济或社会，但不会自动地在历史上必然地这样做”［26］（P226）。于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变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袒露为知识的公共性和资本的私有性的新迹象的眼下，就要践行以一般智力解放为支柱的新社会主义斗争方案。

一是激发从事知识劳动的总体工人的革命反抗意识。福克斯把矿工、程序员、平台用户等支撑知识经济的各种劳动者统称为总体工人。他直言，知识劳动构筑的价值链是全球性剥削的存在：非洲提取矿物质生产信息技术硬件的黑人劳动，中国组装硬件的知识工人的廉价劳动，西方软件工程师的高报酬劳动等，被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联系起来，并且这些人组合成了全球内的知识无产阶级。当他们详尽感知到被资本剥削的现实和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欺骗时，才会生发出解放自身的意念。“如果全世界的社会知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自我组织，那么，他们将会成为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自发的阶级”［26］（P349）。

二是打造以共有为基础的社会共享互联网和数字工作。目前全球知名的网络平台多为资本主义企业宰制，它们以剥削知识劳动来侵吞利润。为此，要对互联网“去商品化”，建立“由所有用户控制”“共同生产、共同所有、共同控制、超越阶级”的互联网［26］（P389）。在以共享为标志的互联网共有社会，知识劳动的商品化特质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创造了共享认知、交往（社会关系）以及合作（社区、协作工作）”的“数字工作”［26］（P392）。在这种数字工作中，劳动由社会驾驭，不再为资本的私有物。

三是开展新工人阶级的数字占领运动。近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紧随2008年金融危机跃现的，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自由化及愈加恶化的经济不平等的政治反应。“它是总体工人阶级的运动，一个质疑公共品商品化的总体工人阶级的运动”［26］（P419）。数字占领运动中占领社交媒体乃着眼于防止资本主义势力在社交媒体歪曲事态真相，鼓励平等、自由传播社会主义政治信息。“打破数字媒体的商品地位和商品拜物教意味着构建基于数字工作所创造的公有逻辑的工人阶级数字或社交媒体”［26］（P452）。

可见，福克斯始终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及社会主义作为智能时代知识劳动中的重心，坚定从生产而非分配领域寻找资本剥削知识劳动的肇因，继承着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总体工人、阶级运动、商品批判等的思路。他这种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拓宽到资本主义知识经济的叙事，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科学价值提供了范例。“这种批判包括三个过程：（a）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b）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和学术界的批判；（c）变革性实践”［26］（P115）。不足之处在于，福克斯的知识劳动者合作、数据共享、算法技术民主化赋权等斗争方针又是不彻底的。“只要借助集体合作，就能轻而易举地突破资本的限制，实现大众智能和普遍智能。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奇妙幻想”［38］。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结尾重建个人所有制构思为挣脱资本对一般智力的剥削提供了更坚实的路径。“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P874），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浪漫主义地倒退到古典社会，而是实现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再度结合。这种生产资料社会公共占有的平等通达的也正是超越资本主义形式权利平等的“实质平等”。“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8］（P112）。更亟须思考的是，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处于资本“形成史”的“原始积累”章节，这生动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早在资本积累阶段就已滋生，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和灭亡都是历史的规律。“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28］（P110）。

 社会主义公有制确定了一般智力的公共属性。第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39］（P113）。它寓意着机器、知识等一般智力成果不再是资本私有而是作为社会公共财富。第二，在公有制社会确实也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但二者只作为一种职业差别而非阶级差别。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这种平等的权利”因“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而蜕变成“不平等的权利”的景象已湮灭［1］（P435）。第三，社会主义加强公共教育，使每个人都能胜任适合本性的劳动。这同资本主义社会“把人训练成机器”的教育大相径庭［39］（P48）。

社会主义公有制促成一般智力解放和劳动解放的融合。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只在政治上废除出身、等级差别，却无视经济不平等；马克思推崇的劳动解放着力使劳动从谋生手段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1］（P226），而智能时代的一般智力解放催动劳动解放。它以先进的智能生产力提高社会生产率，为实现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等缔造条件。“智能生产力被用于全体人民的劳动解放”［40］。同时，劳动解放又会使一般智力解放提速。当困扰人类生存的生活资料不再成为问题，他们就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5］（P537）。这也是《资本论》称颂的：“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0］（P929）

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一般智力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态嬗变服务。随着财富的创造越来越依赖一般智力的应用，马克思所说的以自由时间作为财富的衡量标准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扮演阶级统治的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就是破除虚幻的共同体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41］（P193）。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社会作为“联合起来个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9］（P53）。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区分了经济社会形态（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技术社会形态（如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后者仅仅体现的是社会发展阶段的技术特征和产业特征，它并不触及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所以，不能把二者随便加以混淆”［42］。马克思强调，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息息相关，但技术革命并非意蕴着社会制度的直接颠覆。因此，共产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它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能使自发的、分散的工人“形成为阶级”［39］（P44）。列宁亦高呼，基于现实中工人的理论、政治水平达不到应有的高超水平，“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就是共产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43］（P28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44］（P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国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实施数字中国战略，以公共数据的共管共享来抑制知识的资本化和私有化，深化知识产权奖励机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同时，通过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教育制度、劳动制度，保障教育公平、算法透明化及劳动者劳动尊严，让一般智力的社会化同国家的繁荣进步、人民的福祉增进同步推进。另外，我国还通过在人工智能上的发展经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构造更加普惠、平等、包容的数字命运共同体。

总的来说，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劳动并未偏离马克思《资本论》洞识到的劳动力商品化现象及剩余价值规律，知识价值论是不成立的。知识资本化带来的是剩余价值的当代生产，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3］（P666-667）。应该承认，这也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是在知识劳动的基础之上不断加剧其基本社会矛盾，社会主义是指引无产阶级改变被剥削被奴役的命运、获得真实的平等自由的正确道路。由其起始，我们也方能深切领悟：恩格斯为什么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颂扬马克思既是“科学家”又“首先是一个革命家”［1］（P602）。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吴猛.《资本论》对启蒙话语的解构：以“平等”为例.天津社会科学，2009，（4）.

[8] 唐正东.马克思的两种商品概念及其哲学启示.哲学研究，2017，（4）.

[9]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 张盾.财产权批判的政治观念与历史方法.哲学研究，2011，（8）.

[12] 伊什特万·洪特，米凯尔·伊格纳季耶夫.财富与德性——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李大军、范良聪、庄佳玥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13]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4] R. N. 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5] 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6]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17]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保罗·多尔蒂，詹姆斯·威尔逊.机器与人：埃森哲论新人工智能.赵亚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20] 弗里茨·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孙耀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1]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22] 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黄锦桂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23] 彼得·德鲁克.知识社会.赵巍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24]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

[25]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孙道章、路林沙、王金余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26]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27] 叶险明.科学地规范“知识经济”范畴.哲学研究，1999，（2）.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9]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0] 王峰明.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商品与资本——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辨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12）.

[31] 阿里尔·扎拉奇，莫里斯·E.斯图克.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余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32]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33] 蓝江.ChatGPT是否会吞噬我们的剩余快感——人工智能时代的病理学分析.海角网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5] 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关于哲学历史与艺术的讲演和论文集.范景中、陆丰川、李本正译.北京：中央美术海角网 出版社，2014.

[36] 李志.劳动所有权原则的实践效应.中国社会科学，2020，（3）.

[37]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信息时代阅读马克思.燕连福、赵莹、田佳禾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

[38] 孙乐强.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的当代重构及其效应评估.探索与争鸣，2021，（1）.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0] 孙伟平.智能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发展动力.中国社会科学，2025，（3）.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2] 丰子义.《资本论》中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新技术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1）.

[43]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编辑：邓莉萍  审核：陈江进  终审：刘慧）